陈伯达被誉为“理论大师”及“中共中央的笔杆子”。审视陈伯达八十五载的人生历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理论一旦沾染上奴性或谄媚之污浙江股票配资，便沦为换取官位的祭品，自那时起，便与真理绝缘。“
“陈伯达现象”之所以能够演变成一种“现象”，其根本原因在于，类似的情形亦可在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等所谓的“秀才”身上观察到。
陈伯达在理论研究工作中，最初是独立存在的。他所发动的新启蒙运动于今日看来仍是具有积极、进步意义的。陈伯达后来成为“中共一支笔”的契机，是在讨论孙中山思想的一次座谈会上，他谈了关于孙中山的“两个两重性”的见解，使毛泽东第一次注意他。
当天晚上毛泽东宴请一位美国记者时，便请陈伯达作陪，与他作了第一次详谈。从此，毛泽东与陈伯达开始讨论理论问题，有了交往。
那时毛泽东异常勤奋，而且为人谦逊。延安时代是毛泽东著作的高峰时期、思想的黄金时代。为了弄清一点“疑点”，毛泽东会去信询问比他年轻得多的艾思奇“何时有暇，我来看你”。
陈伯达写了《墨子哲学思想》、《孔子的哲学思想》送毛泽东处请教，毛泽东不仅仔细看了，而且先后写了3封长信，谈了自己的见解，与“陈同志”“商量”。这时的陈伯达仍按自己的学术见解写文章，只是请毛泽东予以指教。毛泽东再三声称“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”，不过“望文生义地说出来”，仅供“考虑”、“斟酌”。
此后，毛泽东调陈伯达到身边工作，任“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”，实际上就是做他的秘书——毛泽东时任中央军委主席。最初，陈伯达只是协助毛泽东收集材料，研究题目是毛泽东定的，即抗战中的军事、政治、教育和经济。这时，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。
在批判王实味的浪潮中，陈伯达深刻体会到了“与人紧密联系”的至关重要性。他率先对王实味发起攻击，这一举动使得他在延安的理论界迅速崭露头角。陈伯达从这次经历中提炼出“经验”，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：“最为关键的是与人结盟，且要选择正确的盟友。”
自1957年起，我国航向偏向“左”，接连发起了多次“阶级斗争”。深入分析该时期陈伯达的著作及其创作过程，便能清晰地洞察到典型的“陈伯达现象”：怀揣野心却缺乏独立见解，一切行动只为迎合上级，以期获得升迁。
陈伯达现象：
一、细心观察言行举止，竭尽所能捕捉最新动向，诸如主席近期与何人交谈，阅读哪些书籍，关注哪些问题等。。有时，他不得不如同中医“悬线搭脉”一般，借助于“线”摸情况。陈伯达曾多次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看什么书，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。
这种“轧苗头”、探行情的做派，宛如精明的政治投机客。“理论家”的“理论”亦随波逐流，转变成随风摇摆的墙头草。他们有时为了抢占先机，不惜夜以继日地匆忙成文，以求获得“首功”，可谓是“风声鹤唳”，善于随机应变，堪称“神机妙算”。
1959年8月，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。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“左”，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，曾当众说：“彭老总，你的信写得很好，我们都支持你。”
可是，毛泽东突然由纠“左”转为“反右倾”，狠批彭德怀，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，摸新的“行情”。陈伯达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，日夜赶写“论证”的“文章”，题目也是来自毛泽东在195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，即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，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》。
陈伯达急呈毛泽东。此文果然以中央名义加了按语，作为党内文件印发。不久，陈伯达加以修改、补充，在1959年第22期《红旗》上，以《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》为题公开发表。
因此，陈伯达不仅成功避开了这场政治风暴，更被誉为“反彭斗士”。
二、系统总结，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、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，加以系统化、条理化，写成文章。“理论家”所做的是归纳工作，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。进入“文革”后，毛泽东几乎不写文章，只是发布简短的“最高指示”，“秀才”们则写成社论或文章。
三、演绎阐释，对领导的具体观点或最新指示进行拓展与延伸，深入推理、细致说明和精准解释，进而形成一篇富有深度的社论或文章。“我的拿手好戏，便是将主席的一句指示，巧妙地转化为一篇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！”
陈伯达在“文革”期间犯下了触目惊心的罪行，他自己亦坦承“犯下了弥天大罪”。其奴性及谄媚之态，导致他丧失了理论家的坚定立场。“陈伯达现象”在那个时代颇为盛行，许多与他同代的学者亦深受其影响。
姚文元因为在1957年6月10日《文汇报》上发表杂文《录以备考——读报偶感》，批评《文汇报》用“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”转载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的消息。
正是那次接见，毛泽东婉转地发出了准备反右派的信息。毛泽东见到此文，嘱令《人民日报》在6月14日头版转载，还以“本报编辑部”名义写了《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》一文。姚文元由此名噪一时。
王力因在1957年8月26日的《中国青年报》头版发表《论社会主义的内行》一文而备受瞩目，随后被调至陈伯达麾下工作，从而开启了其事业的新篇章。关锋凭借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的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》一文获得广泛赞誉，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重用机会。
张春桥深谙毛泽东的多次内部讲话精髓，于1958年第六期《解放》半月刊上发表了其成名之作《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》，从此声名鹊起，平步青云。
这群人真像陈伯达！
其中，姚文元尤为引人注目，他以“察言观色、揣摩市情”作为自己的“拿手好戏”，手中的笔犹如随风飘摇的“风向标”。他们自诩为“理论家”，然而他们的所谓“马列主义”实则如同橡皮泥，任人揉捏。
辩证法的精髓在于批判精神。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够无往不胜浙江股票配资，关键在于其科学性，而非仅仅是一种“标签”。在深入剖析“文革”的历史教训时，我们应当揭露“陈伯达现象”，并坚决将其根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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