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696年左右，洛阳宫城的深夜灯火，常常亮到三更之后。宫门紧闭，殿内却人影晃动，太监匆匆，内侍低声传呼，一位头发花白却神情冷峻的女皇，仍在批阅奏章。等到众臣退散，只有几个年轻男子可以在殿中久留，这一幕，在当时的神都并不算秘密，却始终让史书写得颇为含蓄。
关于武则天晚年纳男宠，民间多有议论。有人说是贪恋声色，有人说不过是老来寂寞。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牵扯到唐代政治、社会风气、性别观念等好几重背景。如果只用“寂寞”二字去解释，难免有点轻率。
要看清这个问题，有必要从三个线索慢慢理一理：一个是“面首”这个词在史书里的变化，一个是武则天个人经历和性格使然，还有一个，是她所处的那个独特时代。
一、“面首”从哪儿来
“面首”这个词，原本并不是专门用来形容男宠的标签。北朝以来的文献里，它更多是用来形容容貌俊美之人的词语，重点还在“面貌”和“发式”的好看，并不直接指向性别。
《魏书·刘子业传》中有一段记载，提到南朝宋废帝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，曾向弟弟抱怨，说皇帝后宫佳丽众多，自己却只有一个驸马，不够公平。刘子业于是为她在左右安置了三十个“面首”。从前后语境推断，这里的“面首”，需要同时满足两点：一是相貌俊秀，二是供公主“爱狎”。既然是为公主所置，自然可以确定为男子。
有意思的是，同一时期的注家胡三省，在为《资治通鉴》作音注时，对“面首”有另一种解说：“面，取其貌美；首，取其发美。”这句话只强调了“好看”二字，并未限定男女。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过渡：早期“面首”偏重外形，性别模糊，到了南朝这种具体案例中，则逐渐与“贵族女子的男宠”联系在一起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的用法慢慢固定下来。“面首”在隋唐以后，基本就成了“女主人的男宠”的代称。词义的变迁，其实折射出社会视角的变化：当“女子有男宠”这种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时，语言中自然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。
把这个背景放在武则天身上，就容易理解她为什么会被史书反复用“面首”一词来描写。不是史官找不到别的形容，而是到了她那一代，“女主纳男宠”已经成了一个足以引起议论的社会现象。
二、从才人到女皇：武则天的个人轨迹
武则天的晚年选择，不能与她的一生割裂开看。她的前半生，几乎是在权力旋涡中一路搏杀过来的，每一次身份转变，都伴随着极高的风险。
公元637年左右，武则天以“武才人”的身份被选入唐太宗李世民后宫，当时不过十多岁。太宗驾崩后，她按制度入感业寺为尼。照常理，她的人生到此足以画上句号，后半辈子在青灯下了此一生。然而高宗李治即位后，又将她从庙中接回，封为昭仪，再进而立为皇后。
这一前一后，不仅打破了宗法礼制中“出家断俗缘”的惯例，也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从才人到皇后，再从皇后到“天后”，直至690年正式称帝建周，武则天是踩着无数反对声一步步走到皇位上的。
这种走法注定血腥。为了巩固权力，她采取过非常严苛的手段，诛杀宗室、重用告密者、依仗酷吏，都是史书有据的事实。她杀死的，不仅是政治对手，也是许多曾经的亲族与旧臣。宫廷内外，对她的畏惧远远大于亲近。
试想一下，一个年近七十的女皇，身边能留下多少真正愿意与她推心置腹的人？大臣面对她，多半言辞谨慎，处处揣度圣意。宗室对她，夹杂怨恨和恐惧。她既是权力的中心，也是众矢之的。这样的处境，注定了她晚年精神层面的孤立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所谓“纳面首”，就不能简单理解为“老来贪欢”。在她的眼里，这些年轻男子，不只是身边的人，更是可以在某些时刻暂时脱离朝堂争斗氛围的对象。哪怕他们未必真心，却至少不用一开口就谈政事。
三、几个名字：薛怀义与张氏兄弟
说到武则天的面首，薛怀义是绕不开的第一个名字。这个人早年叫冯小宝，出身并不高贵，在洛阳城里卖胭脂粉等细软货物，算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。据史书记载，他身材魁梧，说话伶俐，还有些会讨巧的本事。
太平公主出入宫廷之间，有机会见到这位小商人，觉得这个人可以“利用”，于是将他引荐给武则天。武则天看了之后也颇为满意，为了方便出入宫禁，就让他剃发出家，改名薛怀义，再通过与驸马薛绍“联宗”的方式，给他披上一层体面身份。
这一步安排颇有讲究。一方面，以僧人身份出入宫廷，在当时并不罕见，既合法又不惹人非议；另一方面，让薛绍称他为“叔父”，则意味着他成了“自己人”。表面看，是对一个宠信对象的特殊优待，深层看，是武则天刻意搭建的“亲信网络”。
薛怀义后来不仅是男宠，更卷入了宗教与政治的运作。《旧唐书·薛怀义传》记载，他与僧人法明等人合造《大云经》，宣称武则天是“弥勒下生”，天命所在，唐室气数已尽。这样的话在佛教话语中，等于把武则天的称帝包装成“顺天应命”。
这些内容被刻意整理、刊印，分送天下诸寺讲说，成了她对抗传统儒家“女主无权”观念的一套理论武器。薛怀义因此受封县公，衣紫袈裟、佩银龟袋，看似僧人，实则权力运作者之一。
晚年时，武则天身边的面首又多了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。兄弟二人是张行成的族孙，史书对他们的形容，集中在两点：其一是“身体强壮而容貌美”，其二是善于修饰仪容。《旧唐书·张行成传》说他们入宫侍奉时，“皆傅粉施朱，衣锦绣服”，打扮得比普通贵族女子还要精致。
张昌宗先经太平公主引荐，获得武则天青睐。后来他又向武则天极力称赞自己的哥哥张易之，说此人“才胜于己”，还擅长炼制丹药。对一位暮年女皇而言，长生之术向来有致命吸引力，张易之便顺势进入宫中。
兄弟二人得宠之后，晋升极快，官职变动频繁，权势一路攀升。《旧唐书》说“政事多委易之兄弟”，并非夸张。武则天晚年精力渐衰，大量政务转而由信任之人代行，张氏兄弟趁机插手，影响朝政，最终让朝野怨声四起。
从薛怀义到张易之、张昌宗，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：这些“面首”并不是单纯的私密伴侣，而是兼具了“宠臣”“工具人”“政治代言人”等多重身份。他们的存在，本身就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。
二、老年女皇的“寂寞”到底是什么
谈到武则天晚年纳男宠，民间最常见的一种说法，就是将其简单归结为“年老色衰，仍贪享乐”，甚至用“荒淫无度”这样的字眼一笔带过。这样的评价读起来痛快，却未必贴近事实。
不得不说，人在高位，又长期沉浸在权力运作之中，对亲密关系的感受往往会和常人不同。对武则天来说，“寂寞”并不是茶余饭后找人说笑那么简单，而是一种身处权力高峰却难以信任任何人的状态。
她的一生，几乎没有条件培养那种可以完全交心的伴侣关系。李世民年长她三十多岁，更多把她当后宫一才人；李治性情软弱，常在重大决策上依赖于她，却也给她带来长期的政治压力。等到她真正独掌大权时，周围更是充斥着利益纠葛。
在这样的语境下，“面首”对于她的意义，多半混合了几层：
有一层是极为直观的：年老的身体仍有需求，而作为一国之君，她恰好拥有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。古代男性皇帝广纳后宫、美人如云，被视作“理所应当”；换成女皇，就立刻变成道德批判的焦点，这本身就反映出当时社会性别标准的双重性。
还有一层不那么容易被看到。当大臣们在朝堂上俯身叩首，人人揣摩她的想法时，这些年轻男子可以在另一种场合，用相对轻松的方式与她接触。哪怕其中夹杂着讨好，夹杂着权力交换，也不妨碍他们在某些时刻成为“可以说点不那么正式话题的人”。
史书中虽少见具体对话，但可以想象，夜深时的殿中，有人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陛下今日看上去有些疲惫，要不要歇一歇？”武则天也许只是淡淡一笑，说一句：“朝中事多，耳根不得清净。”短短几句话，不足以改变什么，却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高度紧绷的精神。
当然，这种“寂寞”的排解方式，代价并不小。面首一旦被赋予权力，就极易滋生傲慢与腐败，引来士大夫群体的不满。张易之、张昌宗在朝野间树敌甚多，与其说是两人自身如何，不如说是整个官僚阶层对“女皇遴选私人宠臣并让其干预政事”的反感集中爆发。
三、女性意识与“反向模仿”
武则天之所以敢在晚年公开养面首，除了个人性格中的强势之外，还与她自幼形成的“女性意识”有关。这四个字在现代话语中容易被赋予很多含义，其实放回到唐代语境里，不必刻意拔高，主要是两点：清楚认识到身为女子所受的束缚，以及主动尝试突破这些束缚。
她出生于武士彟家族，自小接受较好的教育，研读经史，懂诗文，这在当时的女子中已属少见。父亲去世后，她与母亲及姐妹曾受同父异母兄长压制，生活并不顺遂。这段经验，很可能让她早早意识到“身为女子，想掌握自己命运极其不易”。
后来进入宫廷，她见得更多。三宫六院，佳丽如云，大多数女子一辈子的起落悲欢，都系在皇帝喜怒之间。有人因宠得势，有人因失宠幽居冷宫。她在这种环境中一路上升，既看透了“男性皇权”的运作方式，也明白“女性在其中是怎样被对待的”。
当她真正坐上皇位时，就出现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景象：一位曾经身处后宫的女子，开始“反向模仿”历代男帝的生活模式。皇帝可以有后宫三千，她作为皇帝，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有权选择宠爱对象；皇帝可以借宠妃安抚势力，她也可以借男宠平衡朝局。
在这一层意义上，她纳面首并非单纯“耽于享乐”，而是通过亲身实践，对“男尊女卑”的伦理秩序进行了一次颇为激烈的挑战。虽然这种挑战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，并且未必是出于“女性群体利益”的考量，但客观效果是打破了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。
不过，不能把她简单看成某种“女性解放”的旗手。她在政治上同样利用传统观念为己服务，必要时也会借儒家礼法约束他人。她强调自己是“弥勒下生”，是顺应天命的“阎浮提主”，一方面是在对抗“女子不得为天子”的旧说，另一方面也在强化“帝权神授”的传统思路。
换句话说，她既是传统的破坏者，又在某些方面是传统的受益者。这种复杂状态，决定了她所有选择都带着双重色彩。纳面首亦然：一方面是个人欲望与情感需求的体现，另一方面是对男性垄断的皇权生活方式的一种逆向复制。
三、开放社会风气与政治算计
唐代社会有一个特点：相较前代，整体风气更为开放，尤其体现在女性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上。这个背景，经常被忽略，却对理解武则天的行为非常关键。
李唐皇室在血统上带有一定鲜卑成分，家族传统中混合了中原礼制与北族习俗。鲜卑社会中，女子骑马、射箭、参与狩猎并不罕见。到了唐代，这种遗风与中原文化交织在一起，形成比较宽松的生活形态。
台湾学者刘伯骥曾在《唐代政教史》中提到，当时贵族妇女外出游乐、着男装、骑射、与男子博戏，都不是稀罕事。长安、洛阳街头能见到高髻、胡帽、半臂低胸的大唐妇女，行走间毫不拘谨。对比汉魏之际的严苛礼制，这已经是很大的宽松。
宗教方面，佛教、道教正处在蓬勃发展期。寺观林立，僧尼、道士活动频繁，对民间观念影响极大。佛教讲因果轮回，道教谈长生久视，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一家独大的地位。传统“纲常名教”的束缚，确实松动了不少。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武则天寻找面首，从社会风气上看，并非完全匪夷所思。民间也有寡妇再嫁，有商贾之家妻主持家。虽然“女皇纳男宠”仍属极端个例，却不完全是从天而降，而是有一定土壤。
另一方面，武则天的每一步行为，几乎都离不开政治算计。养面首之事，表面是私生活，其实同样服务于权力布局。
薛怀义的作用就是典型例子。通过他和法明等人鼓捣出的《大云经》，武则天获得了一个宗教层面的“合法性”说法。对一个以女身夺取皇位的人来说，这种“佛教认证”极其重要。它可以用“天命”掩盖现实中的血腥斗争，给天下士民一个心理上的解释。
张易之、张昌宗则在她晚年扮演了“顺手帮手”的角色。那时她年逾七十，身体状况不如从前，亲自处理所有政务已不现实。她需要一批更贴身、绝对依附于她的亲信，协助掌控局面。张氏兄弟出身并不显赫，对她高度依赖，正好符合这一要求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用人方式风险极大。一旦宠信过度，必然引发官僚集团的不满。朝廷旧臣看在眼里，心中难免生出“朝纲不振”的判断。等到她晚年势衰，神龙政变爆发，讨伐张易之、张昌宗就成了最合适的突破口。反叛者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既能获得舆论支持，又能将矛头对准女皇晚年最受非议的一件事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武则天的面首固然在短期内为她分担了部分事务、提供了精神慰藉，却也在长远上加速了她政权的瓦解。政治收益与道德成本，在她晚年的选择中纠缠在一起，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评判。
三、问题的另一面：谁在评判武则天
关于武则天晚年纳男宠，史书中的笔墨并不算少，但多数来自立场鲜明的儒家士大夫。他们对“女主用事”本就抱有警惕，对“女皇纳男宠”自然更无好感。很多措辞，带有很强的道德批判色彩。
这一点在评价时需要有所区分。史料中的事实部分——如谁被宠信、担任何职、参与何事——可以尽量依据；至于对她行为的形容、道德上的定性，则往往折射出当时主流价值观，而不一定是对当事人的完整理解。
如果把同样的标准套在男性皇帝身上，会发现不少微妙差异。汉成帝宠赵飞燕、赵合德，唐玄宗迷恋杨贵妃，史书也多有批评，却很少用“有伤伦常”这样的重词。到了武则天这儿，批判力度明显提高，这背后，性别身份无疑起了很大作用。
当然，不能借此就完全为她开脱。薛怀义后来纵火、行事骄横，最终被处死；张易之、张昌宗把控朝政，结党营私，的确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。这些具体行为，值得严肃追究，与她作为女皇的性别无关。
问题在于，如果只抓住“纳男宠”这一点，而忽略她在国家治理、科举制度、官僚体系调整等方面的作为，就容易将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化成单一形象。这样一来，对“她为什么要纳男宠”的回答，也难免变得片面。
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：已是垂暮之年的武则天，为什么还要纳男宠？
从个体角度看，有情感与生理需求，有老年孤独，也有对权力生活方式的惯性延续；从时代角度看，有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氛围，有佛道冲击礼制造成的松动；从政治角度看，有利用男宠搭建亲信圈子、传播“天命论”、平衡朝臣势力的考量。
“寂寞”只是其中一环，而且还是被放大了的一环。真正推动她做出这个选择的，是个人经历、性格特质、时代风气与政治需求叠加后的结果。
对于这样一位在690年即位、在位约十五年、在公元705年退位时已近八十岁的女皇而言，晚年生活注定棱角繁多。纳男宠这一段，并不光彩，却也难以抹去。它既暴露了权力顶点的脆弱，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深层的性别结构和政治逻辑。
历史留下的材料有限炒股在线配资，武则天本人也没有在任何一篇亲笔文辞中解释过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后人能做的，只是在史书提供的框架内，尽量将事件放回当时的环境中去理解。把“寂寞”当作唯一答案，既容易，又可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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